2010，农民收入如何实现“七级跳”

上篇：稳定增收 农业潜力有待挖掘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组数据引人关注：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畜牧业收入比上年下降9.3%，主要原因是去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大幅下跌所致。
　　一快一慢的对比之下，呈现出农业在农民增收中的尴尬地位：在5153元中，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9%，特别是第一产业收入是农民的基本收入和纯务农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种一年粮不如打一月工”，比较效益低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农民增收的后腿。

农业增收，潜力在哪里？
　　——关键在落实一号文件
　　农民增收，农业内部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甘肃省武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尚勋武委员回答道：“中央已经发出了7个一号文件，都是想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办法都已经提出来了，关键在落实。”
　　对“落实”二字，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石羊哨乡李家村党支部书记傅锡和代表感触更深。麻阳县是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确定的山地综合开发试验区——怀化市的柑橘开发县，农民90%的收入来自柑橘种植。然而现在橘农却陷入了“两难”境地：好好管理果园，农资价格高，雇工价格高，虽然产量高，但销不出去收入还是会减少；不好好管理果园，成本低了，产量也低了，也卖不上价格。橘农积极性受挫，收入大大减少，部分老化柑橘和非优良品种柑橘甚至成为农民的负担。
　　“2008年，我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扶持当地柑橘产业发展的建议，农业部的回复让我很满意。”他告诉记者，当时给出的回复——规划柑橘优势产业带、支持柑橘苗圃基地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龙头产业项目都非常好。但2年过去了，他感觉落实不够，实际操作和对建议的回复之间有差距。
　　差距，也是潜力。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产粮大县、养猪大县、养牛大县的财政扶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推动生产与市场对接……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系列增收“药 方”都开出来了，能否落实，成为农业能否增效、农民能否增收的根本。

增收潜力，怎样变动力？
　　——抓住农产品销售环节
　　虽然国家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放在了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稳定农民增收基础的首位，然而由于各地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选择的道路也有差异。但在四川省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代表看来，只有抓住农产品销售这个关键环节，才能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说过：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完不成‘惊险的跳跃’，受伤的不是商品，肯定是商品生者。”他分析说，优质农产品走不出去，究其原因，一是信息不畅，销售盲目；二是营销不当，缺少营销渠道；三是单打独斗，缺乏有效组织。
　　“成立协会能抵御市场的一些风险。”安徽凤台县食用菌协会会长鲁中祝代表说，尽管食用菌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产业，但因为季节性强，价格波动大，市场风险也比较大。协会正从两方面规避市场风险：实现工厂化生产，避开季节性波动，实现周年供应；发展食用菌多糖、食用菌保健品和食用菌食品的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而“调结构”和“产业化”，也正是一号文件中对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的要求。
　　“把绿色的优势保持住，就能把农产品的价格优势保持住，也就能把农民增收的优势保持住。”新疆和田地委书记程振山代表说，从2007年起和田地区开始构建包括劳动力转移、特色林果业、山药为主的特色种植、红柳大芸产业、设施农业、畜牧业和地毯编织业在内的农民收入新格局，提出了特色、绿色、规模、品牌的目标。“现在7种渠道已经形成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就可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2007年和田农民人均增收319元，达到1818元；2008年增收408元，达到2226元；2009年增长了441元，达到2667元；今年争取实现3000元以上的目标，实现4年翻一番。

持续增收，关键是机制
　　——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虽然7个一号文件对“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都有涉及，但重庆市副市长马正其代表在分析中央的“三农”投资构成后却发现，“财政补贴的都是农业生产环节，在市场体系建设上的支持不够。建议加大对农村市场体系的投入。”
　　“为保障顺产顺销，成都市把彭州濛阳蔬菜批发市场列为灾后恢复重建的重点项目，建设了冷链、物流、仓储和配送中心，完善了配套设施，改进了交易方式，推广了农超对接，优化了交易流程，提高了现代农业物流水平。”葛红林介绍说。
　　“解决产品销售瓶颈，稳定农产品价格水平，还要完善市场调控机制。”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委员认为，应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允许农产品价格逐步合理上升；逐步建立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成本以及城镇低保水平联动机制；统筹考虑国内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针对不同品种制定不同的调控和支持政策；努力保持粮食类基础性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尽量减少大豆等贸易依存度高的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积极探索鲜活农产品的有效调控办法。“政策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供给上。”钱克明总结道。
　　如何走稳“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之间的钢丝绳？九三学社在一份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调研报告中建议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政府的资金和体系，支持农民建立起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和一个可追溯的、严格分级的、注重产地品牌的农产品体系，然后将中国农产品推广到全世界。“根据经验，一个主要代表一个产区或者一个大宗产品的协会，一年如果有2000万元的营销投入，连续3年就可以在全国建立起一体化供应链，并初步树立该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曾为挪威三文鱼在中国市场提供营销推广服务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专家樊旭兵说，“在重组产业链的过程中，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农产品，农民可以直接从生产和销售优质农产品中获益。”

下篇：加速增收 转移就业亟待升级
　　“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数量。因为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农业生产资料太少了，仅靠土地，劳动力难以实现充分就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兼业农民’。”在甘肃省武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尚勋武委员看来，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而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2009年农民人均收入构成中，增长快的正好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人均2061元，同比增长11.2%，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8.5%。
　　“农民收入增速，劳动力转移贡献很大”
　　“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劳动力转移贡献很大。”和田地委书记程振山代表说，和田的转移劳动力，一部分到内地企业务工，大量的是在疆内转移为拾花工、摘梨工，还有一部分是参与国家在新疆的各种工程建设。2009年，来自务工的收入是550元，增幅是39.31%，在和田农民收入结构中仅次于来自林果业收入。从全国范围来看，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为52.9%，比上年提高了11.4个百分点。
　　“劳动转移，增加工资性收入，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尚勋武也注意到，在过去10年，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这与国家GDP的增长速度是不相适应的，也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他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特别是国有企业，更要带头，带动整个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2009年，不少地方逐步将农民工纳入社保体系，通过政府补贴一部分、农民工自己负担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增加了农民工的收入。此外，农民也应该加强自身权益的维护，今年的“民工荒”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对于“民工荒”是农民工在“用脚维权”的说法，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其实是企业低层次用工状况下的‘民工荒’。”据报道，面对“剩余劳动力”的突然消失，除了提高待遇，不少企业已在积极谋求转型，购置机器替代人工。因此，虽然“民工荒”荒出了农民工资15%~20%的增长，减轻了对农民工就业年龄、性别以及流出地域的歧视，但也对“现代产业队伍主体”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劳动力要卖出去，一定要有技能”
　　“增收的前提是产品卖得出去。农产品要卖出去，一定要好的，附加值高的；劳动力要卖出去，一定要有技能，有竞争力。”在劳动转移问题上，四川省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代表提出了两个“高端”，即高端的就业和就业的高端。同样是就业，医生和教授的收入肯定比建筑工人高，同样是建筑工人，技术工和管理人员肯定比普通小工工资高，因此要增加转移劳动力的收入，“一定要在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过程中，把新一代劳动者的教育放到重要议事议程上，不仅重视义务教育，而且高度重视义务教育阶段后的职业教育”。
　　辽宁奥克集团总裁朱建民委员在肯定近几年针对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培训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并不好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培训资源分散，缺乏就业指导。”因此，他建议大力开展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并由目前的二、三产业就业培训拓宽到一、二、三产业，同时还应建立较为完整的农民工培训质量评估信息系统。在传统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基础之上，将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法规、生活常识等公共知识纳入培训内容，增加心理辅导、观念和思维转变的培训，帮助农民工尽快适应社会环境变化。
　　民建中央在《关于调整现行就业培训经费补贴政策的提案》中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培训作用，将现有的多个部门开展的各种培训资源进行整合，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将培训补贴政策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取消“培训本地或本省劳动力才能享受培训补助”的限制，以有效发挥培训经费的补贴作用。

“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维护其经济权”
　　就在大多数代表和委员将注意力转向“涨工资”和“竞争力”的同时，作为全国人大3名农民工代表之一，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朱雪芹带来了《关于对在全国建立建筑业、餐饮业农民工保障金制度立法的议案》，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维护农民工经济权”。
　　“一年多来，反映工资拖欠方面的问题最多。农民工讨薪太难了。”她在调研中发现，建筑业至今实施的，仍是平时发生活费、年终统一结算的薪酬模式，一旦企业间层层转包、资金不到位，就会引发群体性的拖欠工资事件；餐饮业实行餐饮外包、个人承包等经营模式，承包者逃逸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相互推诿，使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同时，建筑业、餐饮业农民工流动率比较高，当农民工离开企业时，企业往往制造借口，导致农民工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此外，建筑发包方支付不到位或者经营亏损等客观因素，也使农民工工资得不到有效保障。
　　为此，她建议“推行保障金制度，从制度上将农民工欠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按照朱雪芹的想法，凡是建筑企业承接了新的工地，餐饮企业承接了新的餐馆，就要按工程总承包金额、餐馆核定使用人数向所在地区劳动保障部门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障金，未缴纳的企业，不得开工和开业；保障金采用专人专管、专款专用的办法，由劳动保障部门设立独立账号，并统一保管；如果企业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由劳动监察部门上门监察，查明事由后，由劳动监察部门申请发放该保障金，由人力资源和劳动行政部门调查、审核和会审，并征求欠薪企业意见，经批准后，方可动用该保障金。未动用该保障金的企业，一旦完工、歇业，由其主动提出返还该保障金的申请，由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发还该保障金本金和利息。“与劳动仲裁和去法院起诉的方式相比，这种方法更有利于避免劳务争议，也能为农民工节省时间和精力。”朱雪芹说。